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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美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，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年代里有着迂回曲折的历程。在“靡靡之音”“蛤蟆镜”“喇叭裤”“裸体”“邓丽君”“毕加索”“形式主义”“自我表现”“现代派”“精神污染”“官办展览”都还成为问题的时代，思想的解放无疑会影响到美术创作的各个方面。
春潮涌动：思想的解放
改革开放初期，许多美术家在复苏的涌动下，纷纷成立各种形式的画会组织，这些画会通过展览和活动，表现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画坛的勃勃生机。发生于1979年9月在中国美术馆东侧栅栏上展出的“星星美展”事件，成为一直影响当今的挑战体制的先锋。所幸的是，经历过“文革”的那些一直受到压制、但如今执掌权力的美术界领导，给予了这些年轻艺术家以空前的宽容，不仅没有扑灭“文革”之后刚刚萌发的现代艺术的“星星”之火，反而对11月23日移展于美协北京分会的重要活动场所——北海公园“画舫斋”的结果，表现出了深度的理解。
北京从1978年以来作为思想解放运动中新思想的策源地，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影响下，对于过去在政治影响下的艺术思想进行了系列的反思和重新认识。1979年，吴冠中在《美术》发表了《绘画的形式美》，引发了关于“形式美”问题的讨论，而首都机场壁画引起的关于人体艺术的讨论，也连接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体艺术讨论的余脉，同样成为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信号。
思想的解放就是多元化诉求的萌芽。因为大门打开之后，各种各样的艺术思潮让人们眼花缭乱，刺激了人们反思的神经，接受和排斥，顺应和引导，都集中表现在1985年这个后来被称为“八五思潮”的历史记忆之中。
春雨滋润：画家的新生
因为1949年新政权的首都落户于北京，这里就集聚了曾经是国统区和解放区的美术界精英，经过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和拨乱反正，枯木逢春的北京美术界依然有着庞大的名家队伍。1981年，美协北京分会拥有会员1221人，其中在京的中国美协会员791人。1985年在京的中国美协会员增至850人，北京分会会员也达到了714人。这两股力量都推动了改革开放后北京美术的发展。
作为北京美术创作专业队的北京画院，在1981年聘请了一批德高望重的著名画家为院外画师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。而1980年在文化部原中国画创作组的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（1981年11月正式成立），则为北京地区中国画的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平台。1980年，北京画家在“第五届全国美展”中获得丰收，周思聪的《人民和总理》被评为一等奖；高虹、何孔德的《军委全会》，乔十光的《泼水节》获得二等奖；王路的《长江三峡》，杜健、高亚光、苏高礼的《不可磨灭的记忆》，闻立鹏的《红烛颂》，李苦禅的《盛夏图》获得三等奖。因为北京美协在第五届全国美展中获得了18块奖牌，为此，中国美协特向美协北京分会筹委会颁发了奖状。
春日柳丝：画舫的画影
从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全国美展（后被称作“第一届全国美展”）在北京举办以来，北京就成了全国的美术展览中心。而70年代末期北京美术展览的空间有限，除中国美术馆、中央美院陈列馆之外，只有一些非专业的展览场所，因此，开辟一个属于北京市的美术展览空间，就显得非常重要。之后，借助于颐和园、北海公园、中山公园等游人较多的公园内的空间举办展览，成为最为常见的一种选择。
1978年，仅北海公园的画舫斋就举办了8个展览，而1979年7月又在这里举办了“无名画会”的第一次公开展览，11月又接纳了被禁的“星星美展”。显然，这里表现出了与中国美术馆完全不同的格局。因为北海公园的地理位置适中，画舫斋在1978年之后就成了北京美协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。而1982年的“北京春季画展”分别在中国美术馆和北海画舫斋举行，也可以说明这一展览场所在当时的特殊性。画舫斋除了举办展览之外，还是北京美协活动的主要场所，这里曾经举办过学习《讲话》的讨论会等一些重要活动。
春天翱翔：壁画的影响
首都机场航站楼是“文革”后北京最重要的建设工程，它标志着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现代化的起步。1980年9月26日，首都机场候机楼壁画群落成，张仃的《哪吒闹海》、袁运甫的《巴山蜀水》等７幅作品被安置在二楼的餐厅和贵宾休息室，这被称作为1949年以来“我国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的壁画创作”。其中，袁运生创作的《泼水节——生命的赞歌》因大胆嵌入3个沐浴的傣家裸女而受到广泛争议，但这一出现在公共空间中的形象却是经过邓小平首肯的。海外媒体认为，“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，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”。而对于以霍英东为代表的许多来内地投资的商人来说，当时最怕的就是政策变化，他那一时期到北京，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，“如果在，我的心里就比较踏实”。但时隔不久，袁运生与他的壁画便卷入了印证改革开放历史的风波，《泼水节——生命的赞歌》也直到1990年亚运会之前才重见天日。
机场壁画的曲折经历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处境，也表现了社会转型期艺术发展和观念变革的艰辛。然而，轻松的社会主题，多样化的表现和不同的艺术语言，为人们开启了艺术的智库，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美术发展成就的标志之一。
春风和畅：人体的冲击
人体艺术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让人需要睁大眼睛细细察看的擦边球。1964年8月，文化部发出了《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》，但毛泽东在1965年7月18日对这一问题重新批示，“男女老少裸体模特儿，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，不要不行。”因此，1965年11月11日，由中宣部转发有关文件又正式解禁。但是，所解之禁只是限于“美术部门”的基础练习而已，艺术创作中的人体表现仍然处于所“禁”之列。
“裸”的强力突破，出现在1988年12月的中国美术馆，由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教师艺委会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的“油画人体艺术大展”，让中国美术馆的门前出现了排队购票的奇观。18天中约有22万人参观的数字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现状，这也是思想解放的必然结果。全球50多家媒体中，仅国外就有七大通讯社报道了这一展览盛况，无疑，这已经超越了艺术层面。由北京美术界在新时期导引的人体艺术大潮，在经过了反复和迂回之后，最终冲破了拦截的堤坝，才有了此后无拘无束的表现。
春色满园：雕塑的复兴
1982年2月25日，中国美协向中央提出《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》。同年，国务院批准此建议，并拨款予以支持。三里河三角绿地的《飞吧！和平鸽》，紫竹院公园的《夏天》、《紫竹调》，玉渊潭公园的《林间琴声》，和平里绿地的《和平》，美术馆东侧的《画龙点睛》，正义路的一组雕塑被确定为第一批城市雕塑的地点和题材。之后，首都机场、卢沟桥等8处也被确定为设置雕塑的地点。可以说，始于80年代初期的城市雕塑事业，改变了北京的公共艺术环境，也带动了公共艺术和景观艺术的发展。
这一时期， 传统的架上雕塑在形式、风格和材质上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。首先表现在雕塑从纪念碑的宏大主题叙事中，走向了更为宽泛的选取题材表达胸襟这一新的路途，无主题的轻松与趣味的表达，使雕塑卸下了沉重的包袱，令人耳目一新。如程亚男的《夏天》、刘焕章的《无题》等。与之相应的是，在西方艺术的影响下，雕塑的造型手法也趋于简洁，抽象变形成为时尚，现成品的利用，以致装置艺术加入到雕塑的行列。以形式美感所表现出来的雕塑情趣，以现代观念所传达的艺术思考，成为80年代架上雕塑出现的新特点。
春晖恩泽：市场的萌芽
“文革”之后，经营艺术品的机构也就是琉璃厂的荣宝斋、王府井的北京画店和工艺美术服务部，以及北京市美术公司、北京市工艺美术公司、北京市文物商店等，而这为数不多的几家经营范围也基本上都集中在传统书画方面。从80年代中期开始，专营油画的画廊出现在北京的艺术市场中，这不仅改变了市场只经营传统中国画的局面，在业态上也改变了传统画店的经营方式，同时通过代理画家、举办展览甚至是研讨会，也带动了市场的运作。北京油画市场的由小到大，直接影响到像荣宝斋这样的老字号也开辟了西画廊，以致形成了当下油画市场与传统的中国画市场平分秋色的局面。
10年的开拓，保证了后来20年的长足发展。改革开放30年的北京美术的发展历程，足以说明改革开放对于20世纪后期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性，而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美术家又保证了21世纪北京美术发展的持续性，并像北京这座国际化的都市一样，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。
作者：陈履生 （本文为《春风化雨——80年代北京美术家协会收藏精品集》序言，有删节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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